襄阳市图书馆

馆藏古籍

《日知录》三十二卷

（清）顾炎武撰

清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日知录》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读书札记之一。明末清初顾炎武撰。此书系顾炎武一生精心之作,费时30余年方始成书,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日知录》内容丰富，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日知录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其中不少名言警句，传诵千古，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如“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其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激昂，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热烈情感和意志。

顾炎武 (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曾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作者与王夫之、黄宗羲一并享有清初三大思想家之誉,顾氏崇尚并提倡实学,讲究经世致用,其本人学问渊博,通贯古今,对经学、史学、文学、地理、天文、文字、军事、农学等都有精深研究。顾氏关心政治,热心时务,明末参加“复社”反对阉党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后,长期坚持反清运动。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致力于边防及西北地理的研究。晚年侧重考据,开清代朴学之风,对后世影响甚大。其一生著述甚多,除《日知录》外,主要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日知录》一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对后世影响甚大,其一是此书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顾炎武自言编撰此书的目的是想要“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又在本书中提倡文章要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也。”其二是开清代朴学的风气。此书实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作。顾炎武在编此书时,极为重视原始资料,他将书中材料比作采山之铜,撰作时,凡“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至。”故其立论甚为精审,非确有研究心得不贸然下笔。他说,落笔时应“立千秋以上之人于前,而与之对谈;立千载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纠擿。”汪中在《六儒颂》中就明确指出:“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其三是提出了 “六经皆史”的观点。顾氏不迷信儒家经典,他从辨析历史渊流出发,对经书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认为“六经”之诗、书、礼、乐、易、春秋,实为古代典章制度的记述,必须还原为史。这一认识对学术界、思想界震动很大,是对封建社会文化专制主义樊篱的冲击,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以后诸多学者(如章学诚、梁启超)都深受此观点影响,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襄阳市图书馆所收藏的《日知录》三十二卷是由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思想家顾炎武编撰，同治十一年（1872）崇文书局刻本。此本半叶十一行二十二字，上下黑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版框高18.3厘米，宽13.4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