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6期【齐悦读—线上共读—党史故事100讲】《创办特区 扩大开放》
讲座题目:党史故事100讲——创办特区 扩大开放
讲师简介:王炳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讲座时间:2021年12月6日~12月12日
(备注:讲座视频可循环播放)
讲座内容:
从1979年开始,深圳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特区建设。由此,“春天的故事”在南海之滨拉开帷幕。经济特区的创办,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试验,为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探路和引领推动作用。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为何做出创办经济特区这一重大决定?而特区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又有着哪些值得铭记的奋斗历程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炳林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党史故事100讲》之《创办特区 扩大开放》。
任何一个社会变革,都需要有一个突破口。创办经济特区,就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历史证明,选择若干地方作为全国的“试验田”,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这里先给经济特区下个定义,所谓经济特区,就是指主权国家或者个别地内在境内划出一定范围,实行特殊开放政策和特殊的管理体制,以此来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当然,经济特区从酝酿、创办到发展完善,也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来”。在1977年的11月,邓小平来到南方,这是他复出以后,首次离开北京去到外地视察,地点就选在了广东省。那么这一次视察,可以说为以后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在1978年的4月19号,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贸工作的时候,他明确的指出,说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说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他说试一试也好嘛。在这一时期,中央还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策,就是给广东省委派“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勋同志到广东省委任书记。
习仲勋南下前夕,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找他谈话,要他大胆工作,放手干。1978年6月,刚刚到广东省履职的习仲勋,就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了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这种建设的问题。在1978年的7月,习仲勋来到沙头角视察,他看到了一个现象让他很震惊,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深圳,在罗湖口岸附近,有一个村叫罗芳村。令人惊讶的是,说同样是种田为业,深圳北岸的罗芳村的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134元左右。而在河南岸的香港的罗芳新村,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3000多元。习仲勋看到这个界碑两边,香港那边是热闹繁华,深圳这边是一片萧条、一片狼藉,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究竟怎样才能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呢?于是他决定向中央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争取有更加灵活的政策。在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就指出,说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他说,鉴于广东与港澳往来比较密切,希望能够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来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加强广东与港澳的经济合作。
习仲勋的这个发言可以说,既是中共广东省委对中央(寄)予厚望的一种回应,也反映了广东省广大的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这样一种心声。后来广东省革委会,当时还叫革委会,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这个报告就提出,说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这种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成为了新(兴)的边防城市。国务院很快就批复了这个报告,原则上同意关于保安、珠海两个县外贸基地这种规划设想。在1979年的3月,国务院批准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属于省辖市的建制。当时有一位新加坡的朋友,曾经给广东省的负责同志提了这样一个大胆的主意,说你们敢不敢办这种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样一类的东西啊。这是负责人应该说受到启发,他认为我们也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办这个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来投资办企业,这个想法就汇报给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省委高度重视,省委在开会的时候,一致同意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认为广东不单是应该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来办。习仲勋当即就表态,说“要搞、全省都搞”,说让工作人员先起草一个意见。4月份我到中央开会的时候,带到北京去。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经济建设的很多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作为本次会议中南组的召集人,习仲勋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他向中央建议给广东省以更大的自主权,让广东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先走一步”,这一大胆的想法,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那么,习仲勋的想法对经济特区的创办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经济特区”这个称呼又是怎样正式确立的呢?在1979年的4月,中央专门召开了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的(专题性)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中南组的发言中,他说广东毗邻港澳,华侨很多,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说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省先走一步,放手干。他说看来,在计划、财政、外貌、外汇、物资,对外经济的技术交流等方面,都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他还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者几个国,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他说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
在4月17日,邓小平出席,各组召集人的汇报会议。习仲勋又提出,说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侨乡,比如说像汕头市举办这种出口加工区。这个时候,邓小平就插话说,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可以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如果搞到1000到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当时面对一些人对创新之路的担忧和质疑,邓小平坚定地说,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府,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会议期间,谷牧还向邓小平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这些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这样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叫什么名称?没有想好,原来有这种“贸易合作区”,有这种“出口工业区”,但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这个时候,邓小平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于是,经济特区的这个筹建工作就紧锣密鼓的开展起来了,做了以下这么几项工作:
一个就是加强调研作出决策。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派出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调查组结束以后,工作组帮助两地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在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的报告,决定两省实行这种“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出口特区”,那么这样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试办特区的这样一个重大决策。第二个方面就是正式命名。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的会议,研究了特区的筹备情况,并形成了会议纪要上报给中央。那么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采纳广东省的建议,将“出口特区”这样一个名称改成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这样一个名称就正式定下来了。第三个方面就是制定法规。在1980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四个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那么这样就完成了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在国务院批准,上述四个特区位置、区域以后,广东省和福建省分别成立了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着手制订建设规划,建立了工作机构,宣传、招商等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那么这四个特区,从1980年下半年起,相继投入开发建设。
开发建设起步的时候,深圳特区是一个边境小镇,珠海特区是濒海渔村,汕头和厦门特定的地区,都还是一个山坡和荒滩,因此首先要进行这种平整土地、通水、通电、通道路、通电信、通排污管道,当时称为叫“五通一平”,有的还加上通煤气、通排洪也称为“七通一平”。目的就是要搞好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吸引外商投资和企业生产经营创造条件。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保证经济特区这种建设的顺利推进呢?当时国务院也加强了督促指导,并及时召开会议,研究有关的政策问题。为了开好会议,事先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以下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派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的副主任江泽民同志,率领一个9人的小组考察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还有爱尔兰,这6个国家的出口加工区,以及它们的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并且在日内瓦邀请联合国机构的十多位专家进行座谈,吸收国外经济特区这种发展的经验。它们那个时候虽然不叫经济特区,但是,它是带有一些经济特区性质的这样一些区域。
第二个方面的准备,就是请我们国家驻外的商务机构收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这种经济性特区的法规、条例,作为我们的参考。第三个方面准备,就是各特区认真地总结了起步的一些工作的经验。那么经过充分的准备,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的会议,会议对我国举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管理办法,还有这种权责利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形成了若干政策性的意见。那么可以说,这次会议比较好地协调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满足了广东、福建两省提出的进一步松绑放权的要求。那么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应该说经济特区的各项工作,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框架进行的。四个经济特区,都结合实际的情况,对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开拓性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步子迈得最大的是深圳市,他们除了在建筑设计施工上,实行招标承包以外,还推行劳动用工的合同制、浮动工资制,放开大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以及房地产商品的价格都放开。内地十几万建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陆续地进入特区,工程的进展也是日新月异。深圳的蛇口工业区他们在建设当中,还引用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且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创造了比较快的速度和比较好的效益,以后被誉为是“蛇口模式”,经济特区逐渐从这种规划的蓝图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激发了经济特区的建设热情,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与日俱增,短短几年,从深圳到珠海,从汕头到厦门,一个个颇具规模的经济特区拔地而起,一个个鼓舞人心的发展奇迹竞相出现。然而,伴随着经济特区的建设,一些质疑和非难的声音也相继出现,诸多难题横亘在经济特区的前进道路上。那么,面对各种争议的声音,党中央会作出怎样的决策?经济特区的建设又将怎样砥砺奋进、不断前行呢?经济特区的这样一些开放举措和建设成就,使广大群众得到了实惠,也使国家建设出现了新的气象,多数人是拥护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人由于思想不解放,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各种各样的议论,也是接踵而至。当时广东、福建的干部也是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一些政治压力,甚至还受到一些地方的排斥。当时有位老同志从深圳回来以后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那里除了红旗是红的,剩下的都是资本主义了。特别是在1981年底到1982年上半年,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也发生了一些走私贩私的这种情况。那些对实行开放,特别是举办经济特区有不同看法的人,更是借此提出一些责难。
在1982年初,恰好又是进行了机构改革,那么国家进出委员会被撤销了,那么这样呢?人们就更加产生质疑,就认为改革开放,是不是要后退,是不是要收缩。那么在这样一种质疑猛烈的时候,谷牧选择了8个人组成了特区工作小组,处理相关的事情。在这样一种关键时刻,邓小平坚定地支持了经济特区的建设。邓小平就找谷牧谈话,邓小平说,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特区是要坚决地办下去,不能动摇,现在办的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不干的问题。这次谈话,对谷牧是极大的鼓舞,使他坚信我国这种对外开放和举办经济特区的政策没有错,也不会错。谷牧还对身边的同志说,说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央确立的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的战略,办特区是邓小平同志倡议的,中央决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国务院明令组织实施的大事,这些都没有变,更没有哪位中央主要领导说事情办错了。他说我仍然要坚决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把兴办特区和对外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他在1982年的11月初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就当时人们广泛关注的三个问题提出了意见。
第一,就是特区这个发展大有前途。工作中也有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应该解决的,也是可以解决的。第二,我国的经济特区,是国家独立自主举办的,完全行使主权管辖的区域,它与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们的租界是根本不同的。第三,说这个经济特区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总体发展规划,由国务院来掌管,不属于中央统管的各项业务,特区可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地来处理。在198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谷牧根据中央书记处讨论的意见。中央作出批示,“举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而且这个批示上特别作出这样一个批示,就是让谷牧来负责,就充分表明了中央对谷牧工作的肯定,对这种特区工作的肯定。在此期间,叶剑英元帅也听到了不少对特区的非议,他也担心谷牧同志的处境。在1983年的4月,谷牧到广东调研,看望了正在广东的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就问他,说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听说你遭到“围剿”了。叶剑英问这个谷牧说,你顶得住吗?谷牧这个时候激动地站起来说,顶得住,说只要中央不调整分工,仍然让我抓改革开放,管特区,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来。叶剑英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
有人说,经济特区的创办,是在艰难与风雨中不断前行的。它的难在于一些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的影响,在于各种争议和质疑,在于经验不足和形势复杂。但是,对外开放必须坚定向前推进。在对外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一次视察南方。那么,在这次的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明确要求?为了进一步的敞开国门,党中央还做出了哪些战略部署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炳林,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党史故事100讲》之《创办特区 扩大开放》。应该说,经济特区建设的最初几年,建设成就是显著的,但争议也从未间断。几年过去了,经济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特区怎样才能办的更好啊?可以说,一个个巨大的问号就像沉甸甸的石头一样压在特区创业者的身上。在这样一种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到特区去走一走、看一看,很显然,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要为经济特区的建设进行宏观的设计,指引前进的方向。
在1984年的1月,邓小平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邓小平一到广东就说,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可以说,邓小平是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深圳经济特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视察了几个建设工地。按照惯例,下级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以后,总是希望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评价,并希望领导能够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作出进一步的指示。但是当时,邓小平听完汇报以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说“你们讲,我听。”这样就让深圳市的领导有些纳闷儿,因为当时社会上对经济特区有些不同的意见,有争论,他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那么听完汇报以后,邓小平又到刚刚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去视察,登上了二十层高的大厦楼顶,俯瞰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成区。当时,已经建成的和正在施工的六十多栋,这种十八层以上的高楼群,矗立在眼前。邓小平的目光还落在马路对面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这座大厦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当时正以三天一层的这种速度在升腾。特区的建设者在国内率先采用了这个大面积的滑模,这样一种先进的工艺,在这里创造了蜚声中外的“深圳速度”。
当时,邓小平可以说是视察的时候很高兴,一会儿远眺,一会儿又俯瞰。很显然,邓小平对这样一个建设速度,是满意的。邓小平视察深圳以后,又来到珠海经济特区视察,并应(邀)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邓小平在珠海题了这样一个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题词当然对珠海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邓小平在深圳没有马上表态,那么深圳负责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更着急了。邓小平在深圳为什么不表态?为什么不题词?是不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那么还给珠海经济特区题了一个“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好?所以他们很着急。后来听说邓小平是视察完珠海以后,到广州去过春节了,深圳的负责人就追到广州去,希望求见邓小平。干什么呢?希望小平同志,能够给深圳也题词。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在广州为深圳题了这样一个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很显然,邓小平是在更全面地了解情况以后,再做出判断。他在深圳为什么不题词,他不会轻易地表态,他要更加多地去了解,最后做出这样一种判断。应该说这个题词,不仅对深圳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而且对经济特区政策乃至整个的对外开放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在广州过完春节以后,又来到厦门经济特区视察,对厦门经济特区的工作也给予了肯定,并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三个题词,充分表明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的,并对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回到北京以后,邓小平在2月24号就召集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在谈话中对对外开放的问题和特区的工作明确地作出了一个评价。邓小平明确地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在这次谈话当中,他还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个就是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要始终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第二,就是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比如大连、青岛等等。那么,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在3月26日就在北京召开了部分沿海港口城市的座谈会。在1984年的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这些城市就是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可以说,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又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并发表讲话,以及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使中国迎来了对外开放新的春天,经济特区的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从1985年到199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成为全国吸引外商投资的热点,全国新的出口基地,外向型经济的这种框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实际的成效上看,这样一个特区的建设成就,回答了人们对于经济特区能不能办好的这种疑问。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进行了海南岛的开发。在1988年的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是全国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并且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可以说,使得这个富饶、美丽的海南,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和社会对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创举,意义十分重大。第一,是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这种“试验田”的作用,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第二,就是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窗口”作用,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第三,就是在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的排头兵的作用,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强产品的竞争力。第四,就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示范区”的作用,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了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一种窗口。第五,就是对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说经济特区,作为一个试验区,作用是明显的。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