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4期【齐悦读—线上共读—党史故事100讲】“齐悦读”[线上共读]《崭新命题 中国特色》
(通讯员 邓辉)
讲座题目:党史故事100讲——崭新命题 中国特色
讲师简介:王炳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讲座时间:2021年11月29日~12月5日
(备注:讲座视频可循环播放)
党史故事100讲——崭新命题 中国特色
讲座内容: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从党的十三大起,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全新的命题包含了怎样的深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命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炳林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党史故事100讲》之《崭新命题 中国特色》。
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道路。那么,探索新道路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这也是与总结历史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总结历史经验,首先要总结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验。邓小平强调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回避不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建设经验曾给我们极大的参考、借鉴和帮助,但是一些照抄照搬的做法,也使我们吃了不少亏。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很注重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他得出的结论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这个结论其实揭示了一个规律,就是说不管外国的经验在他们那里是否成熟,都不能原样照搬,因为国情不同。
第二,坚持从国情出发搞建设。在经济建设方面,1979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那么会议强调,说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发展同改善生活紧密结合。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标准。那么,这些在科学地总结已有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那么,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陈云和李先念联合致信中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的一些经验教训,他们提出建议说,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国民经济要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要循序渐进。经过两年的努力,经济形势比较快地好转,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过高和这种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得到了根本改变。可以看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样一个(方针的)提出,应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
第三,在大胆改革中探索新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有许多重要论述。从1977年恢复工作以后,他曾在多个场合使用“改革”这个词。根据现在掌握的公开的资料统计,仅在1978年,他在不同场合,曾经17次明确谈到要“改革”,内容涉及到多个领域。同样,“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也是邓小平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在1978年10月,在接见外宾时,他就谈到了,说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从1979年到1980年,邓小平至少有12次提到“开放”这个词。可以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探索出适合国情的发展新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他在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他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些消极现象,历来是非常警惕的,强调要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邓小平把改革开放称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可以说改革开放既是中国道路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支撑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几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这个历史决议提出这样一条正确道路,使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呼之欲出了。那么,这个科学命题的正式提出还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党的十二大还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就?1982年9月,金日成访问中国,金日成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了解和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9月17日上午,邓小平到钓鱼台国宾馆看望金日成,向他介绍了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二大的情况。邓小平说,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邓小平建议金日成去四川看一看,金日成高兴地答应了,邓小平就陪同前往。9月18日,在去往四川的火车上,两位老朋友亲切交谈。邓小平说,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20年翻两番,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高速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一路上,两位领导人交换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那么邓小平为什么把党的十二大作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会议呢?为什么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呢?因为这次代表大会的确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全国3965万党员,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并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的这篇开幕词,是中共十二大总的指导思想。在第一天的大会上,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党的十二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新贡献,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么几点:
- 正式提出了实现小康水平的目标。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大会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历史性决策,它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吸收了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并根据新时期执政党的这个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十二大首次把入党誓词写入党章,使这个誓词有了党规、党纪的性质。十二大党章,还强调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
第三,成功实现了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针对高层领导干部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和新老交替的紧迫性,那么十二大决定,创设中央顾问委员会,并选举了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党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担负起中央的领导工作。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从第一线退下来,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在党的最高领导层进一步实现了新老结合和交替。十二大选出了,由210名中央委员和138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后来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以及胡锦涛,在新的中央委员会348人当中,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61%。正如我们前边儿讲到的,党的十二大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崭新的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强调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沿着这样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当中,积极地探索,不断地有所突破,既没有丢老祖宗,又讲了许多新话,实现了认识上的一种新飞跃。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和时代的那种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它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演变、拓展和升华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刚刚提出的时候,侧重的是“有中国特色”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丰富和发展。
1983年7月,《邓小平文选(1975-1982)》出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学习的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能帮助我们从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保证,表明这时更注重从发展道路的维度来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十三大报告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并且在这一主体概念的基础上,衍生了一系列的相关概念,比如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等等。很显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和内涵,得到了充实和拓展。自党的十六大开始,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更为简洁、有力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独立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制度。它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其他制度的国家,在社会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二,它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既不落后于实际,也不超越实际。唯有如此,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中,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可以说,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我们的伟大旗帜,这是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虽然更为简洁,但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独立意义。它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满足于“有中国特色”,而且力求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和样式。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社会主义建设该具备怎样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是怎样与实践逐渐结合在一起,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产生重要指导作用的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中国产生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首批股份公司。
1986年的11月14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霖访华,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邓小平对他特意提到,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决定也赠予他一枚新中国的股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陈慕华紧急从各地调来了股票的样张,挑来选去,最后决定用飞乐股票作为回赠。这位美国人接过这张股票以后,是又高兴又惊讶。他高兴的是,说中国改革开放才6年,居然就有了股票,而且他是持有新中国股票的第一个外国人。惊讶的是,这张股票的真实姓名,不是他,而是周芝石的名字。原来为了这个股票的真实性,当时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这也说明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懂得股票所有权这一基本的属性。那么这位股票专家,立即就看出了破绽,说周芝石是谁?我是范尔霖啊,我的股票要用我的名字,我要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果然在11月24日下午,范尔霖就走进了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部,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他很郑重地,将“周芝石”的股票递过去,并幽默地说,说该收多少手续费,别客气。在场的人都笑了,营业部免收了一元的过户费,那么这位范先生连声道谢。那么现在,这枚范尔霖先生的“原始股”,已经永久陈列在纽约证劵交易所的橱窗内。那么飞乐股份人的这种“原始老外股东”范尔霖,也永久载入了飞乐公司的花名册当中。这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赠送活动,表明股票和股份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那么十二大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特点主要就是,农村改革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渐转向城市,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出了重大步伐。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0月20日上午,会议通过《决定》后,邓小平即席发言。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会后,他又强调说,说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他说这个文件确实很好,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他还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那种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来,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之所以对这个《决定》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就是因为这个《决定》,确实在改革思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说了“新话”。那么这个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上,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老观点,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当时,“商品经济”是相当敏感的,过去只能提“商品交换”,那么“市场经济”的说法,甚至曾经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所以,《决定》正式提出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重大的理论创新。第二点,就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过去“一大二公”,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的这种传统观念,明确肯定了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充分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要为集体、个体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并给予法律保护。第三,就是在经济调节机制上,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的做法。明确指出,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那么这些重点突破,可以说是长期探索的一个结果。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对经济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多次提到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比如说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1980年1月,邓小平又提到了说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1982年7月,邓小平再次提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邓小平想要解决的不是经济措施和经济术语的细节,而是搞活社会主义经济大方向和大思路。所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通过这样的《决定》,就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理论创新的一个结果。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后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这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从此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而伴随着这一转变而来的,还有哪些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呢?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就由农村转向了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这个计划管理权限,逐步地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那种指导性计划。国家宏观调控的这种范围和方式,得到了调整和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来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得到进一步的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那么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还有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当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569万人。所有制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在1986年的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了跟踪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发展高科技的建议。那么后来这个建议,就成为“863”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在1986年的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科技的“863”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以及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1985年的5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事业也在改革当中,得到全面的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地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在此之后,教育事业的经费也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以上。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应该说这样一个发展,适应了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的这种需要。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这样一个历程表明,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是重大的突破。如果说在此之前,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实践,还处于“自发”状态的话,那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提出之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实践,就进入到“自觉”状态。那么,这样一个科学的命题,既是我们党总结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也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成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起点和逻辑起点。今天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