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2期【齐悦读—线上共读—党史故事100讲】《包干到户 体制创新》
讲座题目：党史故事100讲——包干到户 体制创新
讲师简介：王炳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讲座时间：2021年11月22日～11月28日
（备注：讲座视频可循环播放）
讲座内容：
1978年夏秋，安徽省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这使得当时的安徽农民和农业生产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然而，正是这样的挑战，给了安徽一次率先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尝试的机遇，也让凤阳县小岗村的一份特殊契约成为了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一个标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年后，小岗村的大丰收，不仅证明了18户村民选择的正确性，也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向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从安徽到四川再到全国，从农民自发的责任书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式确立，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北京师范大学王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党史故事100讲》之《包干到户 体制创新》。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讲到农村改革，首先要解释一个概念，叫“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也就是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自主经营完成交给国家和集体的各项任务后，其余的产品或收入归承包户所有。这种责任制形式，后来被概括为一句顺口溜，叫“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成为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这种责任制形式为什么会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呢？它又是如何在各种争议当中逐步确立下来的呢？我们结合当时农村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先讲第一个问题，农村改革的序幕，“大包干”的出现。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这个改革的标志，就是小岗村18户农民自发推行的大包干。讲到大包干，我们先从万里同志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说起。
1977年6月，党中央任命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刚到安徽的那一年，全省28万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够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这样一个现状，使这位第一书记一上任，就感觉到压力（很）大。万里到任后，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他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的地区都跑到了，万里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个小车，两三个人，事先也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以停，直接到村到户去调查，这样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调查的结果，使他可以说是深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他后来回忆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力有了相对提高，但是经营管理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导致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面对这种情况，各级领导都很着急。
万里认为最重要的是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如果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万里经过调查研究，寻找这种对策。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那么这个文件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出售。生产队实行一种责任制，只需要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那么这样一些规定，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安徽省滁县地委召开了全区四级干部会议，这个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了，各级干部群众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会上，许多公社书记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说我国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他们强烈要求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说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分组讨论的时候，一些公社还介绍了它们试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小宗作物的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这样一种责任制，对基层干部按工作实际进行奖励。这样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会后，地委一方面把情况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作了汇报，那么另一方面也派人到这些社队进行调查。
1978年的夏秋，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这样引发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这种积极性。安徽滁县地区已经有部分的生产队暗中搞了联产承包到户，主要是包产到户，结果增产的效果非常明显。来安县1979年粮食增产4.4%，其中包产到户的队增产37%，包干到组的（队）增产12.5%，包产到组的队增产3.4%，而仍然以队为基础，搞这种“集体干活”的队，则减产6.7%。生产的发展可以说给了干部、农民大胆实践的勇气，包产到户，可以说在皖东地区，已经呈现出一种“满园春色关不住”的这种态势，可以说成为农民的一种自发选择。四川省委也积极地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允许和奖励社员正当的这种家庭副业，其他一些省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那么这些大胆的尝试，可以说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几乎与此同时，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采用）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秘密开会。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就是诞生了一份不到一百字的大包干保证书。小岗村农民（采用）的这种大包干责任制的这种形式，比那个包产到户更加向前推进了一步。应该说，小岗村农民的大胆尝试，推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滁县地委领导们来到了凤阳县小岗生产队，这是小岗生产队大包干后第一个秋天，丰收说明了一切，全队粮食（总）产13多万斤，油料超过了合作化以来20（多）年油料产量的总和。自1957年后23年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粮食和油料。
滁县地委，通过对小岗生产队的解剖分析，对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性质、作用，几个问题可以说统一了认识。第一，比如说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归集体，只是分户经营，不是分田到户。第二，就是生产计划由生产队统一下达，抗旱、防汛以及各种公差勤务，由生产队统一安排，不是变相单干。那么第三，不论是包产到户，还是包干到户，都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明确了这一点，对于坚定信心，统一认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地委没有对承包到户下禁令，而是同意继续承包，准许小岗再干三年。1980年春节前夕，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又来到了滁县地区，在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地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凡是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说这样干，形式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当生产队有人反映说，指责小岗是“开倒车”。面对这种情况，万里当即表示，说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够改善，说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有的社员很激动，顾不上与省委第一书记倾吐心声，急忙回家炒了花生，这是大包干的丰收果实。他们把炒熟的花生，一把一把地往万里和他的随行人员衣兜里来装。万里这个时候都落泪了，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委和县委的负责人说，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回到合肥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生产队社员送的花生，让到会的同志们吃。他说，不管什么办法，只要能增产赠收，对国家能够多贡献，集体能够多提留，群众生活能够大改善，就是好办法。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可以说是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同绝大多数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经营水平和干部的管理水平相适应，所以这种大包干就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选择，所以这个扩展非常迅速。家庭联产承包初期，搞的包产到户，基本上都迅速发展成为大包干，也就是包干到户。
小岗村的做法，虽然在当地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当时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然而，无论人们对包干到户抱着怎样的看法，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从198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试行安徽的做法，越来越多的农民也都看到了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与此同时，党中央也开始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肯定。那么，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农村经济制度是如何最终确立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又有着哪些值得历史铭记的内容呢？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冲击着人们的一些传统观念，伴随着一系列的争论。在一次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是否允许包产到户就有不同的意见，最终会议形成了著名的中央（75）号文件，就是各方面的意见都照顾到了。那么文件提出，说在现有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那么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就说明两种观点都照顾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争论，到了1980年，全国大包干的地方越来越多。
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针对农村政策问题明确指出，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说这样下去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方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说，总的说来，现代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后来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为题，作为内部讲话在党内传达影响巨大。可以说，讲话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在我国农业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拨开迷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讲话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各地更加坚定地推行了大包干责任制。
1982年1月1日，发出了中央一号文件，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者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那么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这种责任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样大包干就正式有了合法身份。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每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这是一个巧合，也是一种必然，表明党中央对推进农村改革坚定的信心和对“三农”的高度重视。这些文件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当中的新发展。为了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的承包期，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截止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达到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到97.8%，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那么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的这种“工分制”变成了“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也是一次土地改革，也就是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那么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平均分给承包的农户自主经营，这样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承包合同的履行的监督，那么公共设施的统一安排、使用和调度，土地调整和分配，从而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实践再一次证明，“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引领发展的重要法宝。在是否实行“大包干”问题的争论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再一次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流砥柱。自1982年至1986年期间，连续五年每年发出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毫不含糊地确立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中国农民的收入大幅增加，中国农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中国农村的活力被一点点地激发了出来。那么这场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究竟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今天我们回顾这场改革，又能够看到怎样的历史规律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意义十分重大。我讲三点，第一，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责任制纠正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度单调的弊端，使农民在这个集体经济中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了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那么当时，就全国来说，农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主要是靠手工劳动，因此不适合大规模这种经营，而将经营的单位划小到家庭。那么同这种手工劳动的生产水平，就相适应了，从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比较好地发挥了劳动力和土地的这种潜力，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原来那种大规模经营下的集体劳动，农民是评工记分、年终分配，实际上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也很难去准确地统计，可以说保证我国众多人口有饭吃，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那么打破旧的体制，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在短短几年内就获得了空前的跨越式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各种农副产品，可以说像“魔术”般地大量地涌现，农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由此可见这个政策调整的威力之大。
第二，催生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民有了参与工业化的权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干活“大呼隆”的这种旧体制下解放出来了，农民手中有了余粮，有了一定的资金，农村又有富余劳动力，这样便从发展多种经营，创办小作坊、小企业起步，开始离开土地到小城镇务工经商，从而推动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占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三成以上。第三，引发了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家庭联产承包制，可以说解放出来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要找出路，那么乡镇企业的兴起，为这些劳动力的就业创造了条件。那么，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不仅迅速解决了本地富余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而且出现了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现象，产生了对劳动力新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像中西部地区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那么乡镇企业比较薄弱，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因此，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勇敢地离开本乡故土，走上了打工的道路，除了在本县、本地区、本省流动以外，还到外省，到东部发达地区，往大城市流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提出了叫“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加强（搞好）服务”这样一个十六字的方针，农民外出就业，就由改革初期的200万人左右，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6000多万人。2006年更发展到1.3亿人以上，可以说这是世界人口流动史上罕见的，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可以说蕴含着深刻的体制改革的内涵，它使这个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由政府决策开始转为由市场配置为主，这样一种体制。从而推动了用工制度，工资制度，还有教育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可以说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形成，也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成长，而且相对稳定的就业农民工这种市民化的趋势，也要求根本改变城乡二元分割的这种体制。可以说，推动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的格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就像一场春雨滋润了干涸的大地，从此中国农村展现出了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亿万农民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乡镇企业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异军突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更是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而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那么这项重要改革究竟是什么？它又给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怎样的活力呢？请继续收看《包干到户 体制创新》。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农村的管理体制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体制创新，同时也推动了管理体制改革，农村土地不再集中经营，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经济的细胞。那么，特别是数千万乡村的中小企业的兴起，也促进了农村高度集中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四川省广汉县委负责人，得到省委关于给一些特殊政策的指示以后，决定进行这种改革的试点。
首先，在向阳人民公社实施了改社建乡。1980年6月18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但是对于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的社员们来说，却发生了一件新奇的变化。他们早上出工的时候，经过公社门口的时候，还看见了人民公社的牌子，端端正正地挂着。结果中午回家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更使他们惊奇的是这个“一摘一换”令世界瞩目，中国农村体制的改革可以由此掀起浪潮。实际上，我国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是始终积极地、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反复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立场；另一方面，又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作用。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就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基层的行政区域，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此确立了“乡政村治”两元治理体制的新模式。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逐渐）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党委、乡政府和乡经济合作组织。截止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政社分开，农村改社建乡，实际上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在取消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政府以后，在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城镇居民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积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这个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在广大农村实行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可以说，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建立起来的村民自治，使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逐步得到发展，这是中国农民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可以说是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阶段。随后，我国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后来又重点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进入新世纪，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减轻农民负担，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乡镇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的农村经济体制，使我国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