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题目：党史故事100讲——瓦窑决策联合抗日
　　讲师简介：邵维正，中共党史权威专家，解放军后勤学院一级教授。
　　党史故事100讲——瓦窑决策联合抗日
　　讲座内容：
　　1935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转折之年。这一年的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重大转折。还是1935年，这一年年底的12月，在陕北的一个普通窑洞里，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的革命开始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那么瓦窑堡会议是在什么形势下召开的？联合抗日的政治策略，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中共党史权威专家，解放军后勤学院一级教授邵维正，将为您精彩讲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延安的宝塔山，在我左手边是凤凰山，在我正前方是清凉山。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延安城多达17次，一共投下了1600多枚炸弹。而我身后的这座宝塔却幸运地保存下来，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番景象。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百家讲坛·党史故事100讲》，今天抗日战争系列的讲述就从这里开始，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党史专家邵维正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党史故事100讲》今天讲的题目是《瓦窑决策联合抗日》。讲到瓦窑堡会议，我们还要从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开始讲起。大家知道，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它是因为“华北事变”引起的。“华化”这个概念和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华北包括两个市，就是北平市和天津市，还包括了五个省，就是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地区，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日本侵略者，它在霸占了满洲，也就是东北之后，它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它采取了一个“华北自治”，这么一个手腕。所谓“华北自治”，大家知道就是脱离国民政府进行防共自治的活动。“自治”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脱离国民政府，倾向到日本侵略者这一边。所以所谓“华北自治”，实际上就是日本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面临着这么一个形势，首先起来的是北平的学生。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生）曾经举行集会，反对华北自治。后来呢，又听到一个消息，说国民政府已经准备在12月9号要接受这个方案，允许成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华北自治的一个开始。那么北平学联的党团组织，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党团组织，就果断决定在12月9号爆发一个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示威。为什么要请愿呢？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华北自治的这一个活动。12月9号这一天就纷纷行动起来，几千名学生在共产党员姚依林、黄敬的带领之下，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反动政府组织军警用警棍、皮鞭、水龙头，还有用枪支来阻止学生，造成了学生几百人受伤，还有30多名爱国学生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爱国救亡运动，却惨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社会各界反响很大，其实早在“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四个月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险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响亮地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时值国家民族危亡之际，陕北根据地也是一片紧张。就在“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第八天，也就是1935年的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陕西安定县，就是今天子长县的瓦窑堡召开，所以叫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在一排新的窑洞当中进行，中间有一间房子，把两张八仙桌并到一起，周围放了几条长板凳，这就是一个简破的瓦窑堡会场。瓦窑堡会议是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博古等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人物，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瓦窑堡会议呢，是从1935年的12月17日，一直开到12月25日，一共召开了九天时间，比较宽松，也比较充分，对于我们国内的政治形势，对我们党的策略、方针，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研究的问题很多，归纳起来，瓦窑堡会议集中地讨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由瓦窑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那么这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日本策划了“华北事变”，侵略的魔爪伸到了华北，这就是意味着日本在占领了东北以后，它又企图来侵吞全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国内的各个政党、各个政治力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它就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一个正确的策略、方针，这是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而“一二·九”运动正是这个抗日高潮的一个标志。瓦窑堡会议解决的第二个问题，通过了军事战略的决策，要求我们的红军要把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结合起来，因为在这个形势下，已经不光是国内的阶级战争要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而且决议上明确提出来，我们要准备对日作战，还要扩大红军。红军长征以后，力量比较（薄弱），要扩大红军，在政治策略转变的情况下，军事战略也发生了转变。
　　瓦窑堡会议解决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1935年7月到8月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要求各个党都要贯彻。那么正好在瓦窑堡会议之前，张浩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到了延安。张浩是何许人呢？张浩的本名叫林育英，大革命时期就参加共产党，曾经两次被捕，两次到共产国际，他担任就是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就派林育英到国内来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就在这时候，林育英改名叫张浩，张浩带来了新的密码本。这个密码带来了以后到了延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就建立了，所以张浩在瓦窑堡会议上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对瓦窑堡会议做出的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人说张浩功不可没。
　　从共产国际刚刚回来的张浩，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新的革命精神，这为中国共产党又鼓舞了士气，在延安市子长县的瓦窑堡会议旧址，《百家讲坛》摄制组进行了实地探访。这里是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的瓦窑堡会议旧址。那大家都知道，在1935年11月到1936年的6月期间，这里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就是在这儿召开了非常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在我身旁的就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研究员刘煜老师，刘老师，我们一起到会址现场去看一看，好不好？刘老师，这里就是当年瓦窑堡会议召开的会议室。对，这就是原址。这个屋子不大呀。八仙桌，一并就是会议桌。刘老师，当年还有一个小故事，差一点儿瓦窑堡会议就没有在这里开成，是为什么呢？张浩回来了，带回来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就是要尽快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和我们党的这个不是《八一宣言》了吗？日本已经侵华了，华北五省危急，东北也沦陷了，我们也想组织一个统一战线，《八一宣言》（成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是相吻合的，所以急忙想实现这个路线的转变，因为遵义会议在那个长征途中，不允许我们慢慢讨论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只能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政治路线的问题其实就放在这儿解决了，所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咱们当时召开瓦窑堡会议是在冬天12月份，怎么取暖呢？那地下有木炭火。我看到您身后，您身后这。这就是生火的。这个是火炉是吗？这儿装煤，灰从这儿出来了，这一热以后，炕就成了热的了。炕一热整个房间就都暖和起来了。本来这窑洞就是冬暖夏凉。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个砖，这个砖很有特点，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青色的砖，咱们瓦窑堡盛产煤炭。对，煤炭多得很，所以用咱们瓦窑堡自己生产的煤，来烧出来这样的青砖。成本低啊。哦，这样子啊。箍这个窑用不了多少钱，所以没有使石头，券这个窑，都是用砖砌的。五孔窑，这是中窑，一般没有四孔窑的。四孔窑没中，（咱）中国讲究这个两边对称，要居中，所以一般都是不是三孔窑，就是五孔窑。所以这是五孔窑的，这是中窑，居中。居中，所以选择在这间房间里召开瓦窑堡会议还是挺有讲究的。一排普通的窑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危难之际的重要会议，直到今天，这里的人们还在时不时地谈论当时会议召开的情景。还是在这次会议上，它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瓦窑堡会议解决的第四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确定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总策略。这个总策略也可以说是政治路线，处理国内政治问题的一条路线。大家知道，我们党长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采取关门主义，有些有好的人士要和共产党合作，都把他推出去。那么，在瓦窑堡会议，在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发生的变化之后，就确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抗日同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生了分歧，工农群众没问题，爱国青年也没有问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能不能团结他们抗战。这时候博古就根据苏联的这个经验，说中间阶层是最危险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团结。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形势的变化，说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也受着日本侵略的影响，在这个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也有抗日的要求和勇气，我们应该团结他（们）。所以瓦窑堡会议就决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决策非常重大，也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我们党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就在这个地方。瓦窑堡会议决定了这么四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四个大问题，使我们党重新站在了民族斗争的最前线，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抗日同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从瓦窑堡这个普通的窑洞里传遍全国的。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瓦窑堡的窑洞里完成的。刘老师，这个窑洞是？毛泽东住的，（他）和周恩来指挥打了直罗镇战役，把围剿这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粉碎了，敌人打跑了，然后他们回来就住在这儿。刘老师，我们看到这两孔窑洞中间是（连通的）。对，就是连通的。我们能到那个窑洞看一下吗？来，刘老师。刘老师，在这孔窑洞里面，我们看到这样一张桌子，那在这张桌子上，毛泽东有没有撰写过被我们所熟知的什么样的论著。最有名的他是起草了，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做的军事报告，当然是他起草的，最重要的是，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因为瓦窑堡会议上有争论，对民族资产阶级、对中间派党内有不同意见，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张闻天就召集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让毛泽东在这个会上再讲一讲，把我们不尽人意的有些问题再说透。这个报告很重要，它不仅是把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做了深入的（阐）述，而且特别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非常透彻的分析。这是马克思都没解决的问题，他讲的很到位，所以他在这儿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而且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所以这篇文章不要低估，这篇文章应该说是我们党面临的就是由十年内战转到抗日民族斗争这个大转折的过程中，一个指导性的纲领性的文件。就在这样艰苦朴素的环境当中，就在这五孔窑洞当中的中间一孔窑洞里，瓦窑堡会议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瓦窑堡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在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联合抗日运动的大发展。
　　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为中国革命再次指明了方向。瓦窑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干部大会，毛泽东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长篇报告。毛泽东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当时大家情绪非常高涨，他们看到了中国革命又一个高潮就要出现。那么，面对当前的斗争形势，统一战线先从哪里做起呢？他们把目光放在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身上。大家知道，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就退到了（关）内，被蒋介石调到了西北来“剿共”。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东北军的官兵，包括张学良本人，他是不愿意打内战的，特别是在打内战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之后。这里我要介绍一个情况，就是红军第15军团，在1935年10月连打了两仗，一个是劳山战役，一个是榆林桥战役。这两次战役把东北军的两支主力部队110师、107师，基本上消灭完了。这两个师的师长、团长不是打死就是被俘，这个在东北军当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东北军几十年没有出现过整师、整团被人家消灭的情况。所以这时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官兵看到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当时更重要的张学良内心还有很多曲折，很多委屈，他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内心是不甘愿打内战，要求抗日的。
　　那么，就在这么个情况之下，我们党组织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就组织一个班子专门做东北军的工作。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呢，就把这两次战役当中被俘的东北军军官和士兵放了一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东北军619团的团长叫高福源，他是在榆林桥的战役当中被俘的。刚被俘的时候，他想到这次啊我必死无疑，没有生路了。被俘的几天之后，他看到红军的官兵对他和其他的俘虏一样看待，而且红军的卫生员还给他治疗枪伤，给他包扎，给他上药，所以这个高团长一看，好像这个形势不像要杀我似的，慢慢心里就放松一点了。后来他又听说，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中央红军是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他听这个感觉到很好。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对俘虏的政策更加重视，而且改善他们的生活，当时东北军俘虏的吃的伙食啊比红军官兵还要好。所以他思想就开始有一点变化，后来红军的一个干部还给他说，我们共产党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特别是支持东北军，要打回东北老家去，这个对他触动非常大，他观察了这些事以后，高团长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天，他给看管的人说，我要找你们红军的领导，我有一个重要问题要跟他谈，后来马上报告上去。后来中央呢就派联络局的局长李克农，大家可能知道是我们情报战线的一个老将，就派了这个李克农跟他接谈，那个高福源跟李克龙说，我这几个月我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刚来我就准备死了。那么现在我看到红军的这个政策，要联合抗日这个政策，我非常受感动。不仅我能接受，我相信张学良副总司令也会赞成，就是说他跟李克农说，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你们相信我就放我回去，我要当面给副总司令讲共产党的政策。李克农马上表示，我们相信你，我们放你回去，但是最好你开始以个人的名义给副总司令介绍我们共产党的政策，看看他有什么表示，然后我们再讨论下一步怎么办。高福源团长就从红军的防区回到了西安，见到了张学良，还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高福源这个团，就是王以哲军长手下的一个团。
　　开始见面的时候，张学良很生气，你作战被俘了，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高福源团长说，副总司令，你不要生气，你听我把话讲完，我讲完了以后要杀要剐随你。张学良一听有道理，说你讲吧，他就把他被俘以后所见所闻，共产党的政策，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给张学良、王以哲详细地介绍。张学良、王以哲很新鲜啊，越听越感觉有道理，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谈了一整夜，后来张学良对高福源说，你讲得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我也赞成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个方针。他说你现在回去，你回到这个红军那里去，你告诉他们由共产党派一个代表来和我正式交谈，高福源很快又回到了陕北，找到李克农把前后情况，把张学良的态度给李克农重复了一遍。李克农一听很兴奋啊，就带着高福源去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当面表扬了高福源的这个爱国举动，后来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李克农作为代表和张学良去谈判，李克农先后和张学良见了好几次面，谈判、交换了意见。交换了意见以后呢，张学良感觉到还不够，他就邀请周恩来和他谈判，就在咱们这个延安的天主教堂的那个楼阁上面，要保密啊，楼阁上面，周恩来和张学良进行了秘密交谈，这个交谈一共五个人参加，有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还有一个叫做刘鼎，这是我们的地下党员。这个刘鼎他参加了这个谈判，后来达成协议以后，刘鼎就派到西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东北军进行隐蔽的工作。这次谈判非常成功，达成了好多重要的协定，比如红军和东北军互不侵犯，要解除封锁，释放俘虏，互派代表，双方互派代表到对方，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那么，这样子呢，给张学良的工作就做通了。
　　张学良承受的委屈和痛苦是最多的，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蒋介石的妥协态度和日本人的侵略，张学良的内心经受着巨大的煎熬。1935年9月，张学良又奉命率东北军入陕，会同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刚刚长征到陕北的红军，短短3个月就损失了三个师，张学良担心如此下去，东北军必将在“剿共”的内战中一天天毁灭。面对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心怀民族大义的张学良，马上认同了这一主张。那么，对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杨虎城是西北军第17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一个爱国将领，杨虎城很早以前和共产党就有秘密联系，那么在“剿共”的前线，他和共产党的部队也有所接触，但是双方都保持克制。瓦窑堡会议以后，对杨虎城的工作进一步加强，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1935年年底的一天，在陕西长武县一个大路上走来一个商人模样的人。他在大路上受到长武的民团，把他抓住了，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来的人说我是商人，那个便衣一看，那个人不像是商人，就搜他的身，在他身上搜出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杨虎城的信，一封是给邓宝珊的信，也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将领。这两个便衣说，这个人肯定是密探，有问题。而一看呢，来的这个人气度非凡，非常沉着，他就说，我是杨虎城的部下，我奉杨虎城的命令来进行公干，你们民团没有权力扣我，更没有权力拆我的这个信，你们没有权力，你们要拆这个信，你们要负责的。那两个便衣就不敢动他了，把他送到长武县的县政府，然后一步一步一直送到杨虎城那里去。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干部，叫做汪峰。他当时担任陕西省委和陕西军委的委员，陕西省的一个领导骨干。同时呢，他又兼任红军第26军的政委，杨虎城部下的地下党员统统由他领导，所以他见到杨虎城以后，代表毛泽东向杨虎城问好，杨虎城也很有礼貌地要汪峰向毛泽东问好，他们两方面又商谈了一些事。瓦窑堡会议以后，先后有四个代表到杨虎城那里去谈判，达成了双方停止前线的战争，互不侵犯，杨虎城也说解除当时对边区的封锁。因为杨虎城西北这一片他是主要领导人，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了，这也是瓦窑堡会议一个直接的成果。那么从上面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重大的时局转换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大转折，到了年底，瓦窑堡会议一次重大转折，这个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军事战略也进行了调整。而且特别是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做得非常成功。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来讲，对蒋介石是有了个三步走，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在这个三步走的转变当中，瓦窑堡会议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一讲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