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期【齐悦读—线上共读—党史故事100讲】
讲座题目:党史故事100讲——中共六大低潮奋起
讲师简介:邵维正,教授,党史专家。
讲座时间:2021年3月22日~3月28日
(备注:讲座视频可循环播放)
党史故事100讲——中共六大低潮奋起
讲座内容:
1928年的中国,刚刚面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地屠杀革命群众,全国各地笼罩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之下,走在低潮的革命战士,急切需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复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那么,中共六大为什么选在境外召开?中共领导人为何不辞辛劳、移师万里,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开会,他们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又都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百家讲坛特别邀请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党史故事100讲》——《中共六大低潮奋起》。
各位观众,大家好!《党史故事100讲》今天讲的是《中共六大低潮奋起》。中共六大是中国革命从低潮走上复兴的一个关键性的会议,在中共党史上也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代表大会。既然会议是在国外召开,它就有一个代表的路线旅途和安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少故事。1928年5月初,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妇,走上了从上海到大连的日本客船,他们住进了头等舱,但是他们的行李很少,穿着也很普通,这就引起了日特人员的注意。在青岛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他们就上岸买了大包小包,买了许多新的服装,还有一大包报纸,回到了客船。这一对夫妇,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这一次是通过大连到哈尔滨,然后再从满洲里出国,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条路线险情比较多,要通过国民党统治的好几个地区,还要经过日本人控制的东北。所以,在这么个情况之下,怎么来排除险境,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客船到了大连,日本的特工来了几个人,到了周恩来的座舱里面,问了周恩来的年龄、职业、身份,要到哪里去等等。然后要周恩来跟他们一起,到水上警察厅去,这时候邓颖超就很着急,想跟着一块儿去,被周恩来制止了。周恩来到了水上警察厅,水上警察厅的人员对他进行了仔细的盘问,从他的年龄、出身、职业、去向等等问得很细,然后有一个审问人员就打开了抽屉,看那些卡片和照片,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非常沉着,说我不是周恩来,我是一个古董商人,我要到吉林去做买卖。他说你到吉林去找谁?周恩来说:“我到吉林去,投靠我的舅舅。”这时候,周恩来灵机一动,就不提到哈尔滨的事了,他对这个水上警察厅的(人)说:“麻烦一下,请你们代买两张从大连到吉林的火车票。”果不然,日本的特工人员并没有放弃,对周恩来两个人的监视。他们上了火车以后,对面坐的就是一个日本的特工,而且绕着圈子来套他们的话题。周恩来和邓颖超,沉着应对,两个人就跟他周旋,最后日本的特工,也找不到什么根据,也只好作罢了。他们在吉林待了两天以后,就赶快赶往哈尔滨,因为他们受盘问的时候,已经把他们联络的证件已经销毁了,怕被日本人所搜查。所以,这时候到了哈尔滨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办法和地下党联络站取得联系,没有办法邓颖超就每天都到哈尔滨火车站,在那里守着,等待后续的同志来了以后,一块儿和地下党联系。
等了好几天,终于等来了李立三,李立三一听这个情况以后,非常理解,李立三就带着周恩来、邓颖超和地下联络站沟通了联系。然后,他们就根据地下党的安排,从哈尔滨到了满洲里,从满洲里再出境,到了苏联的境内,走这条路比较艰险。还有一个代表叫杨殷,他也走的这条路线,路上同样受到了日本特工的搜查和盘问。杨殷说我是做这个中药材,药材生意的,后来日本人不相信,杨殷就把他的手提箱打开,里面有好多药材的样品。这时候日本的特工,也就没有话好讲了,就放行了。其实到满洲里,行进也并不是太容易,到了满洲里以后,联络站给每一个代表发了一个火柴盒,火柴盒里面又放了固定数量的火柴杆,多一根不行,少一根也不行,每个人装着。而且给每个人一个号码牌,上面都有不同的编号,然后到了国境线上,和苏联方面派来的马车联系。这个马车夫,就根据这个火柴杆和这个号码牌来对,对上了就上马车,也不说话。上了马车以后,马车夫就是一般白天都不走,晚上天色很暗了,通过夜暗,在国境线上潜行过去。中间也遇到过险情,当这个边防(军)发现以后,就拦他们,那马车夫很有经验不停,赶快赶着走,他们后面在打枪,打枪也没有办法,他就过了国境线了。过了国境线以后,苏联那边的接待人员,都有了周到的安排,把他们一批一批地接到了莫斯科安顿下来。那么,(中共)五大召开的时间不久,为什么又急着召开六大呢?
召开中共五大的时间,是1927年,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斗争最危急的时期。那么,在五大召开仅仅一年多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又不远万里地来到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呢?从我们现在掌握的党史材料来看,最早决定召开六大的是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的文件上说:“要在六个月以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八七会议离这个五大召开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呢?这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概括起来有以下这么四个原因。第一个,五大没能担当起危急时刻挽救革命的重任。这个五大是1927年4月27日召开的,五大召开的时间,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只有十五天的时间,很短。所以五大的准备非常仓促,文件的准备,思想理论的准备,都很仓促,而且五大的时候,还提出一个策略,要联合汪精卫来反对蒋介石。那么,这一个策略,当然后面证明也是不行的,所以五大虽然在理论上也讲了一些道理,比如要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要组织土地革命等等,但是它没有措施跟上来,所以实际上呢?它五大没有在这个危急时刻担负起挽救中国革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这就需要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时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五大开过以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了革命,实行了反共,这样子蒋介石和汪精卫就联合起来镇压共产党,整个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也是特别严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来判断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任务和前途,这就需要党迫切做出一个准确的回答,这也要求党要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第三点原因,就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复兴中国革命,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革命力量又遭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在这时候,怎么来复兴革命,也就是说这个革命怎么革,这个问题是放在共产党人面前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第四个原因,就是急需重组党的队伍。“四一二”,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后,特别是“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这两个反动势力聚合到一起了,大量地屠杀共产党,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在这时候,中央机关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各个省的党组织,基本上被破坏得差不多,党员的数量也由五万(九)千多人,下降到一万多人。而且这一万多人,很多都找不到组织,联系不上了,这个情况对革命斗争的复兴非常不利。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党员的这个奋斗,这个革命怎么革得起来呢?也需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来重组党的组织。
就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党中央决定,要加快筹备第六次代表大会,来回答这几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是迫不及待的。那么,为什么这第六次代表大会要放在苏联去开呢?这也有几个情况,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方面的理由,“白色恐怖”下,在国内召开六大,安全没有保证。当时整个中国处在一个白色恐怖之下,可以说腥风血雨,形势非常严峻。当时在江西,做地下工作的方志敏,他后来回忆了“白色恐怖”这一段。方志敏回忆说:“当时党的机关,没有地方落下来,白天我们不能外出,只有晚上外出。外出的时候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小路。”所以整个党的工作,处在一个瘫痪的状态。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怎么能够在国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召开代表大会呢?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因素,共产党希望我们的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就近指导下来召开。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一个幼年时代,在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从革命的性质、斗争的方针和组织的重建,自己感觉到没有把握,所以非常希望共产国际就近来指导中国革命。当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又不可能到中国来指导,所以党中央研究决定就把六大放到莫斯科召开。
1928年2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发了个电报,就建议共产国际批准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而且提出了要求,斯大林和布哈林,这两位领导(希望)有一个人来参加六大的会议,以便对中国革命做出指导。第三个原因,就共产国际有几个会议同期在莫斯科召开。这段期间,共产国际要在莫斯科开代表大会,职工国际要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少共国际也要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农民国际也要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那么,这几个会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先后去出席,所以党中央一研究,还不如把六大放在莫斯科召开,既可以参加共产国际的这四个会议,又能召开我们的六大,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这也是一个理由。
白色恐怖下的中国,中共六大选在境外召开,无疑是正确的选择,既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分析形势并提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又能得到共产国际的各方面支持。那么,为了妥善安排中共六大的召开,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又做出了哪些准备呢?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接到中共中央的这个电报以后,他们非常重视。1928年2月联共(布)就专门召开了会议,斯大林、布哈林都亲自参加会议,来研究这个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一些具体问题。到了(1928年)3月,共产国际也召开了一个会议,对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问题,做了专题研究。研究完了以后,共产国际就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样子到了这时候,这个会议才正式地决定下来。而(且)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的领导人提前到莫斯科,以便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保证六大的顺利进行。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共六大的召开非常重视,可以说是他们精心安排。中共六大是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在莫斯科城里召开,显然不利于保密,所以他们几经挑选,选到了一个莫斯科南郊的一个五一村,离莫斯科有40公里的这么一个庄园。这个地方,原来在沙俄时代是一个贵族的庄园,环境幽静,绿树成荫,安全非常有利。那么,在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要求把参加六大的代表的名字一律隐去,不用六大代表正式的姓名,每个代表编一个号在这个会议期间,就用这个编号来代替他的姓名。可见当时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是相当周到的,中共六大的会场,就设在这个庄园的主楼。这个主楼有三层高,整个颜色是白的,所以苏联朋友就叫它银色别墅,一共三层,有七八十个房间,代表们的居住开会都在这个主楼上。在主楼的旁边还有一个两层木质的小楼,这个小别墅给中共的领导人居住。斯大林、布哈林来参加会议的时候,主要是在这个小楼里面活动,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正式召开了,六大选举了主席团的成员,把斯大林、布哈林也选进了主席团的名单里面去。
在这个会议上,瞿秋白做了政治报告,周恩来做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李立三做了农民运动的报告,向忠发做了职工运动的报告,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布哈林在会议上,做了一个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样子一个重要报告。他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要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六大期间,还讨论通过了十几个决议,修改了党章,到7月11日,胜利结束。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18日开幕,到7月11日闭幕,这个期间,召开了二十四天的会议,这从(中共)一大开始以来,这是最长的一次会议,时间非常充分,而且环境又非常安全,所以代表们在这里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和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也做出了重要的决策。那么,六大在哪些方面做出了重要决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统一了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性质变了没有,这是引起共产党人的很多的争论。到底这时候还要不要联合,这个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是搞民主革命,还(是)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争论很多。
六大对这个问题,做了认真的讨论。可以说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六大讨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正确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这个问题在党内有着很多的争论。有的认为,到处都发生了工农武装起义,革命的高潮仍在继续。有的认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是处在低潮,不能盲动,不能采取“左”的政策,这个问题在党内一直有比较多的争论。到了六大期间,斯大林来到了六大的会址,和六大的一些领导人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调查。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是处在低潮,不能盲动,不能操之过急。”这时候,李立三插话了,现在中国到处都武装起义,这不是高潮吗?怎么是低潮呢?斯大林怕中国的同志理解不了他的意思,他就拿着一个红蓝铅笔,在这个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马鞍形,而且在这个马鞍形的底部,画了好几个点。他说同志们,不能把几个浪花当成高潮,低潮的时候,也会有几个浪花。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大革命是一个高潮,大革命失败以后,走向了低潮。那么,低潮的后面,还会出现高潮,这就是当前的中国革命的形势。
斯大林这一番论述,对大家很有启发,就是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都要按照低潮的这么一个形势来设计、来谋划。所以,革命的形势,经过斯大林的指点以后,六大的代表取得了共同的认识。六大决定的第三个问题,制定了现阶段的革命纲领,革命形势确定了,革命的性质认定了,革命的形势分析定了,那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呢?它仍然是反帝反封建,要实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个纲领就出来了,这个纲领下面,六大还提出了当前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基本上是民主革命我们党要做的事。所以,后来到了1948年,中国解放战争的时候,毛泽东谈到六大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事情基本上没有超出六大的十大纲领,所在在这点六大(是)很成功的。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人对复兴革命做出了哪些改变?中共六大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又起到了哪些深远影响。六大决定的第四个问题,是提出了复兴中国革命的工作路线,性质、形势、纲领定了,那革命怎么革呢?它有一个具体的这一套工作的路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我们党在五大以后,犯过一些“左”的错误,不是到群众当中去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再图革命的发展,而是急于搞全国的总暴动。这个全国总暴动一搞起来,当时力量对比悬殊那么大,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搞总暴动,是很难取得成果的,所以这么一种“左”的做法,全国暴动是不合适的。六大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工作路线,我们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把我们的力量隐蔽到敌人薄弱的地方,然后等革命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再开展大规模的斗争。这一条工作路线,当然是正确的,争取群众这是一个基本的环节,要把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工作路线。这个工作路线的决定,很有指导意义,对当时“左”的这种情绪,急躁、冒进的情绪,是一个很好的制约,所以这样子全党就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的建设,一步一步壮大革命的力量,这是六大的第四个成果。
六大的第五个成果,就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因为经过“四一二”和“七一五”,我们党内的骨干损失很大的。怎么来重组党的队伍?首先就要选举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当中,根据这一段革命的情况,选出了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尽管六大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讲,六大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后来六大的精神,在国内一步一步传达、贯彻。当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后来他又和朱德一起带领红四军到赣南、闽西这一带,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毛泽东一直在学习、领会六大的这个精神。他在后来给中央的一个报告当中提到,说六大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们欢跃地接受。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印了五百本,供井冈山的党组织来学习、贯彻。最近,我们又石印了一千本,供赣南、闽西、各级党组织来学习和贯彻。
六大它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经过革命的实践来检验。六大以后,党的组织开始恢复了。六大前,党员只有一万(多)人了。六大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29年,党员发展到六万人。(19)30年共产党员发展到十二万人,都是成倍地增长。更重要的呢,各级党组织逐步在恢复当中。六大以后的一两年当中,各个省委重新组建,各个地委、县委、特委也在组建。六大以后就重组了17个省委,因为中国的幅员广阔,光是中央不行,还要各个省委来具体组织领导这个革命。17个省委恢复了工作,这些组织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六大的一个工作路线,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就通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文化运动这些方面,这些组织都得到了发展。这样子,把群众能紧紧地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有了很重要的成效。再一个方面,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六大的决议当中,提出来要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要大量地发展红军。那么,在随后的两年当中,除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以外,在全国有十几块根据地,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一个星火燎原的这么一个态势。红军的正规部队,已经发展到七万人,再加上地方武装,一共达到了十万人。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建立,十万武装力量的聚合,这就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到来准备了力量。总之,中共六大是在党处在危急的状态下召开的,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之下,做出了一系列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它是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