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题目：党史故事100讲——宁汉合流国共分裂
　　讲师简介：徐焰，教授，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
　　讲座内容：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国。从1926年7月起，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连克长沙、武汉等地，然而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即将取得国民革命胜利之时，一件突发事件却彻底打乱了胜利的步伐。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开始排斥和对抗共产党，也为后来的十年内战埋下了深深的伏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的失败？国共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为什么会破烈呢？“百家讲坛”特邀国防大学徐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党史故事100讲——宁汉合流国共分裂》。
　　为什么国共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在1927年春夏之际会破裂呢？这也并非是偶然现象，它是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必然结局。1924年1月，孙中山以俄为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改组这个党，因为在此之前，国民党连代表大会，连党中央机构都没有，但是当时的国共合作称之为“党内合作”。什么叫“党内合作”呢？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造，但是，孙中山所提出这个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受到国民党内很多右派势力的反对，这就使当时的国民党出现了激烈的左右两派的斗争。
　　国民党的前身是1905年，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同盟会，它原来就是一个松散的反清联盟，里面有很多汉族的地主豪绅代表，因此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孙中山三民主义中间的平均地权，也就是改变土地制度的主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被近代史研究者形容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象征。其实国民党也有这个特点，称国民党“先天不足”就在于它诞生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特性的社会阶层作为依托，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孙中山主要倚靠海外的华侨，孙中山在国内发动起义利用什么？江湖会党和外国资本勾结的买办集团，一些新军阀也是国民党早期的依靠力量。孙中山、廖仲恺在革命斗争中间比较激进，能提出一些扶助农工、平均地权，主张为贫苦的佃农减租。他们能提出这个主张，主要因为他们是出身华侨，与国内的地主豪绅没有太密切的联系。周恩来1943年春天，在党内所做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这篇回忆中间就讲，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但是国民党其他的大多数要员那就不一样了。例如胡汉民，他是广东大豪绅代表，张静江和他推荐的蒋介石，都是买办地主豪绅相结合的江浙财团的代表，说他们同共产党在工农运动上的矛盾，是没办法调和的。
　　国共实行的第一次合作，对于打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集团，对于推动国民革命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广东还没有统一的时候，他们需要依靠苏联的援助，来反对军阀。蒋介石建立黄浦军和实行东征北伐的时候，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支持，但是工农运动一旦发展起来，就会引起国共矛盾的激化，而且在黄浦军校中间，这个斗争就体现得特别明显。为什么黄埔军校能成为国共斗争的一个焦点？主要是因为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之后，参加者有很多共产党人、进步的青年，但是掌权的却是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他们是地主豪绅和买办势力的代表。一旦革命兴起了，必然引起他们的仇视。1925年秋天，国民革命军东征，占领了广东的东江地区，共产党人彭湃领导的农会就掌握了基层政权，向地主开展了减租减息的斗争。当时还没有分土地，光是要减租，蒋介石就非常不满，他的爪牙孙文主义学会的一批黄埔生，就跳出来同共产党人就工农运动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据黄埔一期生，后来成为解放军大将的陈赓回忆，两派见面就经常吵架，而且还动手。
　　陈赓回忆，在汕头的时候，蒋介石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两家说着说着就用食具打起来了。陈赓还谈到蒋介石后来的心腹爱将，他在黄埔一期的同学胡宗南，说这个人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我们同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可是斗争过后，胡宗南同我照常来往不伤私交，但是这个不伤私交也是暂时的。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在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以及黄埔军校内部力量日益扩大。因此他在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动了“三二O事变”，把共产党人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间驱逐出去。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离不开苏联和中共的援助，他让周恩来为首的三百多名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但是还假惺惺地开了一个宴会欢送，说让大家退出是暂时的。在会上他还举起酒杯，向被赶的这些人祝酒，还说了一句：“如果杀共产党无异于自杀。”周恩来这个时候已经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共实质，但是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陈独秀这些领导人，对蒋介石还存有幻想，没有注重发展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中共广东省委原来叫广东区委，它也有一种说法，说蒋介石有军队，我们有群众，到头来他还是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后来的事实就证明，群众运动没有军队来保护，是很容易被镇压的。
　　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师仅半年之内就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推动下，两湖和江西等地区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而湖南农民运动又是其中最大的一面旗帜，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得最为轰轰烈烈呢？首先是因为毛泽东他很重视自己家乡的农民运动，中共湖南省委的力量也比较强，对农运的投入也很大。北伐战争期间，湖南又是主战场，北伐军需要农民群众支援，对农运开始还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个历史的客观条件，那就是近代湖南地主豪绅势力特别强大，对农民的压迫也特别残酷。因为曾国藩的湘军起自湖南，湘军在战争中间掠夺了大量财富，回乡之后都成为豪绅，他们既有官僚的特权，他们又是地主，在湖南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豪绅势力，土地也高度集中。所以说农民受到的压迫深，反抗力量也就强，湖南的农民运动领先于各省也就不足为怪。
　　1926年9月，湖南全省基本都被北伐军占领了，农民运动开始大发展。仅仅4个月以后，到了1927年1月份，湖南全省的农民协会的会员就发展到200万人。因为每个人还有自己的家属，所以说200万农民协会的会员能掌握群众差不多1000万，相当于当年湖南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力量在北伐战争期间，也在城市里面大力开展起来。例如武汉总工会就掌握了30万群众，当时人称总工会主席李立三在武汉三镇是最有权力的人，他一声号令30万人可进可退，有人也把市工会称为武汉的“第二政府”。面对全国工农运动大发展，1926年11月份，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央农委就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个省的农运作为重点，同时向其他省份全面推进农民运动，例如在国民军所占领的陕西，刘伯坚、邓小平这些中共派去的干部，不仅开展西北军中间的革命政治工作，也在西安周围组织了蓬勃的农民运动，建立了农会、农民自卫军。
　　后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陕甘地区能够发动暴动，建立根据地，这就是因为大革命期间，已经建立了基础。当时的农民运动，为什么共产党人一组织就能迅速兴起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90%的人在农村，农村的大多数人又是贫苦农民，真如同是干柴烈火，遇到一个火星马上就能点燃。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农村的佃户他没有地，只好租地主的地种，一般交地租要占收成的50%，再加上官府的捐税，贫苦农民真是水深火热，孙中山其实当年他看到这一点。他提出三民主义中间的民生主义，核心是什么，就是平均地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孙中山他又没有能力分土地，他又提出一个“二五减租”的办法，或者叫“三七五减租”。所谓“二五减租”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农民向地主交租子，交收成的50%，那么“二五减租”就减到一半，交25%就可以了。但是孙中山提出了“二五减租”，蒋介石后来也讲“二五减租”。但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实行过“二五减租”，他们讲三民主义，但从来不解决民生问题。就是孙中山这种阶级调和的方案，国民党也不肯实行，因为它跟地主豪绅的利益联系得太紧密了。
　　早在1925年，共产党人彭湃在广东的海陆丰领导农民斗争的时候，就通过向地主的斗争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湖南农民运动开展之后，农会也普遍提出必须减租减息。减租就是把原来交的租子减一半，减息就是三分利以上，就算高利贷就要免除。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在考察报告中间就欢呼这个运动好得很。毛泽东当时还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斗争的初心，就是解放苦难的贫苦农民，而国民党的当权者大多数代表地主豪绅的利益，这就是矛盾的核心。当时国民党所领导的北伐军中的大部分军官，也激烈地反对农民运动，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他们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当时北伐军中的军官，对工农运动的态度也决定了国共关系，参加北伐军的军队，大多数都是新军阀，也包括后来收编了一些旧军阀的军队，他们的军队管理和组成的模式，跟旧军队没什么区别。士兵是花钱雇的，当兵拿饷，一个月有七块到八块大洋，排连军官一个月就上百块大洋了，团以上军官一个月上千块大洋。
　　当时中国没有多少工商业，有钱人的主要投资渠道就是买地当地主。那个时候几十块大洋就可以买一亩良田了，以当时军官的收入，你当连长当几年时间，家里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地主了。团以上军官，那肯定是大地主，军官等于地主，就成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说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必然要伤害到大多数国民党军官的利益。共产党组织农民运动的初期，农民协会的会员能帮助北伐军运物资、抬伤员、运粮食，打击矛头还是指向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军中间的很多军官，还能说农会的好话。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反动言论就越来越多。例如湖南系的35军军长何健，他家的老太爷就被农会游街了，他对共产党和农民运动那是恨之入骨，在广东、广西、桂系军阀对农民运动也日益仇恨。在1927年初，就根据土豪劣绅的要求，派兵摧毁了一些农会。在这个大动荡时期，一些过去号称左派的中间阶层，也站到反动势力一边。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江西就开始镇压工会，杀害了赣州总工会的委员长陈赞贤，接着他又利用流氓帮会捣毁了南昌、九江、安庆等地的工会。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有的同志就向总书记陈独秀提出，说蒋介石已经在江西开始杀我们的同志了。周恩来就建议将工人纠察队集中起来，准备对付右派军队的进攻，但是3月31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隐藏起来。为什么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还主张退让呢？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蒋介石还需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来进行北伐。例如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到国民党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就讲，因为国民政府的财政还需要苏联的帮助，国民党的军队打到北京之前是不会反共的。鲍罗廷在内部就讲，我的袋子里头还有“草料”，他们还不会“跑掉”。实际上他当时的一些“草料”，对于蒋介石这些新军阀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因为蒋介石在1927年3月，北伐到达了上海、南京一带，这一带是江浙财团，也就是蒋介石的支持者，它的老巢。当时的买办豪绅势力，已经给了蒋介石更多的“草料”。当时上海一个市的税收，等于内地十几个省的税收，控制上海市就等于控制中国最大的“钱袋子”。蒋介石到上海之前，已经同江浙买办的代表们秘密谈妥，由他们提供经费，但是交换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军队，他们是比较穷的，军费需要蒋介石来协助解决，再加上他们也仇恨工农运动，在关键时候的政治态度，那自然是联蒋反共。1927年4月初，过去被蒋介石赶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从国外回来到了上海，他表面上有左派领袖的姿态，陈独秀幻想他回来之后国共关系能够缓和。两个人见面会谈之后，在4月5日，汪精卫同陈独秀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宣布国共关系不会变化。这在反共屠杀来到之前，对共产党人其实只起来一个麻痹作用。汪精卫回国的时候，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反动政客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以及蒋桂两派的主要将领，像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这些人开会，从广东、广西赶来的李济深、黄绍竑以及蔡元培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也参加会议。据黄绍竑解放后写下的《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这篇文章回忆，一开会的时候，蒋介石就首先发言说：“必须清党”。就是党内进行大清洗，而且恶毒地说：“如果现在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篡夺。”到会的人里边，只有汪精卫讲：“现在同共产党分家还太早。”汪精卫并不是说不想分家，说太早了，其他人都是一致拥护蒋介石的意见。像蔡元培这样，过去有进步思想的人，这个时候也赞成，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内清除出去。不过后来他看到，这个清党采取的残酷大屠杀的手段，而且把许多进步青年都杀害了，也感到意外和震惊。四月初的上海会议结束之后，随后就发生了“四一二”“四一五”反共屠杀事件。
　　1927年4月，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上海，到处散发着危险、死亡的气息。由于蒋介石的突然反叛，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场由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仅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失败。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参谋长白崇禧在上海直接指挥了反共政变。白崇禧历来以狡猾著称，号称“小诸葛”。他利用上海的青帮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向工人纠察队的据点发起攻击。然后又派军队，说调解你们两派工人的冲突，以调解之名，进入工人纠察队里的据点。像湖州会馆等处，利用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顾顺章的麻痹，一举将几千人的工人纠察队都缴了械。第二天，上海工人游行抗议，白崇禧又下令开枪镇压，在宝山路一次就打死了一百多人，接着又在全城搜捕和屠杀共产党。4月13日，也就是“四一二”政变第二天，广西留守的军阀，又在南宁、桂林几个城市封闭工会农会搜捕共产党和左派。4月15日，广东军阀又实行了更血腥的“四一五”政变，包围工会农会和黄埔军校，抓捕了几千名革命分子，又大肆进行屠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马上就宣布，不承认当时还由国民党左派为主导的武汉国民政府。
　　4月18日，他在南京又组建了一个国民政府，推出原来的国民党右派元老胡汉民担任主席，他担任总司令掌握实权。就是国民党内一时出现了两个政府的对立，史称“宁汉对立”，也叫“宁汉分裂”。从1927年4月到7月间，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表面上同共产党继续合作，这个武汉政府的主要控制区就是湖南、湖北和江西三个省。它下属的军队，主要是湖南军唐生智和程潜这两部分，还有云南军朱培德部，广东军张发奎部。开始西北的冯玉祥、于右任所率领的国民军，还是拥护武汉政府的，不过武汉政府内部很快又发生分化。为什么武汉政府内部会发生分化呢？总体倾向又会转向反共呢？这是因为武汉政府下属的军队内，唐生智的湘系军队占了一半还多。军队中间的将领和中下级军官，他们家里大部分都受到农民运动的冲击，他们同蒋介石是有矛盾的，但是他们也赞成反共和清党。武汉政府内部真正的左派，像宋庆龄、邓演达这些人都受到排挤，邓演达还被迫出走苏联，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始还把希望寄托于汪精卫这些“假左派”身上，没有尽快地建立自己的军队。
　　1927年5月21日，湖南的第35军军长何键，他指使下属的一个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捣毁长沙的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人。当时湖南的农军，从表面上统计看还有十万人，但是武器主要是梭镖，就是红缨枪，而且他们分散在几十个县里边，没有统一的组织。虽然有几千支枪，但是也集中不起来。说湖南的国民党正规军，虽然只有四个团，却是枪炮齐全。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些人，号召农军进攻长沙，但是没有经过作战训练的农民自卫军，同正规军作战往往是一打就散。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希望武汉的国民政府，能够出来制止湖南军阀的反共屠杀，有一段（时间）还寄希望于湖南军的首领唐生智。武汉政府却称这是军人对农民运动不满，出于“义愤”发起的行动。汪精卫还讽刺陈独秀说，你们在湖南的十万农军还打不过许克祥一个团吗？所以有了反动军队撑腰，湖南的土豪劣绅们就组织起大量挨户团、民团，对前一段农民运动的骨干进行大屠杀。过去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迅速就陷入组织瓦解的状态，这个惨痛教训就如同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西北的冯玉祥、于右任所领导的国民军，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和金钱诱惑，也在6月间同共产党分手，舍弃武汉政府，投向南京政府。不过冯玉祥也是反对蒋介石那种反共屠杀的办法。
　　1927年6月，此时的大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国共之间的破裂，已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促成这一破裂到来的，也还有一些偶然因素，共产国际发来的“五月指示”，就是其中之一。共产国际在6月，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紧急的“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同武汉政府一起建立新的革命军队，审判反动军官。据有些人回忆，中共中央接到这个指示之后，就感到啼笑皆非。到这个时候，你发这么一个指示，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武汉政府掌握实权的所谓“左派”，这个时候已经向右转了，他们怎么可能审判反动军官呢？而且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又干了一件很幼稚、很缺乏考虑的事。他把共产国际这个指示拿给汪精卫看，结果成了汪精卫煽动下属军官，同共产党分裂的一个工具了。这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负责人，大部分都不满意陈独秀这种错误领导，其实也是对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一种间接抵制，这就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国革命道路的独立探索。
　　毛泽东此刻心情压抑，他在武汉曾经写过一首词《菩萨蛮·黄鹤楼》，“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这是毛泽东诗词中间少有的心情忧郁之作。毛泽东在解放后，解释这首词的时候，就曾批注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为什么当时党内处于毛泽东对诗词的批注所讲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样一种状态呢？就是因为当时党内许多同志，看到反动军阀已经磨刀霍霍了，中共中央还拿不定主意。6月末从湖南传来消息，全省已经进行反共屠杀，武汉的军阀部队也准备动手。汪精卫因为武汉政府的财政困难没办法解决，要求军队东征，去讨伐蒋介石，打到南京下游的富庶地区。湖南军阀部队的那些军官们纷纷叫嚷，不分共不能东征，我们要东征的条件就是跟共产党分家。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武昌的自己家中就找到老朋友蔡和森商量对策，他认为形势如此紧急，我们静待人家来处置，无异于釜底游鱼。他就建议，中央应该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这个时候，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也得到了反动军阀准备下手的情报，于是安排过去公开活动的共产党人，赶快隐蔽。
　　（1927年）7月14晚间，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秘密的分共会议，和他已经决裂的宋庆龄拒绝出席，只是派人到会场上转达了她的立场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汪精卫这个时候，分共的决心已定，因此会上还是通过决议，就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分共。他跟蒋介石这个清（党），还有一点字面上的区别，就是和共产党“分手”，历史上称这就是“七一五”事变。在中国历史上，1927年7月15日，就成为一个分水岭，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正式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也到此失败，之所以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就是因为这次国内革命战争反帝、反封建的这样一个革命目标没有达到，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党所进行的反共屠杀，所谓“清党”和“分共”，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党员由五万七千人一时降到不足一万人，但是这次清党，也使国民党自身受损，彻底变质。据它自己统计，清党之前，国民党党员是38万人，清党之后只剩下20余万人。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国民党不但屠杀了大量共产党人，也杀害和清除了自己党内大量的进步分子。蒋介石拥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认为，清党的意义已经大为走样了。胡汉民当年就感慨，清党、清党，许多罪恶惜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国民党这次反共政变，清除了自己党内真正的革命左派和思想进步者，许多地主豪绅在这个时候倒加入国民党，从此这个国民党就变成了国内反动势力的代表。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也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她有特殊的身份，所以反动势力就没敢对她下手。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十天之后，她就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七一五”汪精卫宣布分共的第二天，宋庆龄又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随后，她前往上海化装为一个贫苦的妇女，乘小舢板冒着危险出黄浦江，靠上一条苏联轮船。八月间，她前往莫斯科，到达莫斯科之后，宣布要继续革命，在后来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间，像宋庆龄这样的左派人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一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买办的斗争。为什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通称的“大革命”。
　　在1927年夏天，最后归于失败呢？回顾历史，可以主要总结出两条原因，第一条，革命力量相对弱小，而且斗争指导上也犯了错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年轻的党，没有能够掌握革命斗争的规律，经常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他不了解中国情况，经常盲目下指示。第二个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尤其是参加国民政府的掌握枪杆子的将领，大多数还是新军阀。他们从阶级立场出发，必定要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而且像英美帝国主义以及他们支持的江浙财团，还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财政援助，所以他们在军事力量上占绝对优势，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的革命力量缺少枪杆子，也就必然失败。虽然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却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这场斗争锻炼了革命者，积蓄了革命力量。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为下一步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准备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开始，又宣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红旗卷起农奴戟”的雄壮局面，又以武装暴动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形式，在神州大地上继续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