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题目：党史故事100讲——一大聚首共创大业
　　讲师简介：邵维正，教授，党史专家。
　　讲座时间：2021年1月18日～1月24日
　　讲座内容：
　　随着五四运动逐渐进入高潮，全国上下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风起云涌，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在这种形势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北李”李大钊和“南陈”陈独秀意识到建党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他们秘密协定分别于南方北方建立起党组织。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志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各地早期的党组织相继成立，至此成立全国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水到渠成。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那么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一大的成功召开对中国革命前途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展现历史，栏目组奔赴上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作为本次节目的拍摄地，特别邀请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回望那段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想讲建党的活动开始，我们还是从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在一起酝酿建党的故事开始讲起。这个故事发生在1920年2月，2月中旬的有一天，有一辆骡车从北京的朝阳门缓缓驶出，沿着北京通往天津的那个土路上缓慢地在行进。这个骡车带了一个篷，篷子里面坐着一位有40岁光景的人，他穿着一袭长袍，外面加了一个棉背心，好像是一个“土地主”或者“土财主”那个样。那么驾辕的那一位呢？身材魁梧，也是一袭北方的打扮，年龄看起来比篷子里面的那位要年轻一点，那么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两位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颗明星，也是整个中国新思潮的两位领军式的人物。这时候，正值年关，他们一个当成一个财主，一个当成财房，李大钊手里还提着一个包，里面装着账本和算盘，万一碰到盘问呢？他可以说我到乡下去收账，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李大钊就转过身来对陈独秀悄悄地说：“仲甫（“仲甫”是陈独秀的字），你是南方人，如果遇到盘问你不要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他说遇到什么情况我来应付。陈独秀一想，很有道理，笑笑点头，他就不再说话了。
　　他们在北京通往天津的路上慢慢地走着，中间呢还在李大钊的故乡河北的乐亭住了一晚，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做了深层的交谈，李大钊对陈独秀说：“仲甫啊，我们中国是不是也要走俄国人的道路，建立一个俄国式的政党啊。”陈独秀回答说：“这件事要搁早先我不大会赞成。”因为早先陈独秀有个观点，不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了，这就是历史上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三天的时间非常充分啊，他们充分地交流了思想，酝酿着在中国建党的活动。“南陈北李”中的“南陈”陈独秀于1920年2月，在“新桃换旧符”的除夕，悄然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他的建党活动。随后不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杂志，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出版，陈独秀仍担任主编，这份已经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进步刊物，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政治倾向更为鲜明。陈独秀还在上海广泛联络进步人士，互相交换思想，共同控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向和途径。
　　（在）春节到来之前，陈独秀安全地到达了上海。李大钊很周到，陈独秀还没有走的时候，他就打电报托在上海的朋友为陈独秀找一所安全一点的房子。上海的朋友非常认真，听说陈独秀要到上海来了都非常高兴，几个朋友赶快就张罗，找了一座比较僻静的房子。这个房子就空着，看房的人一听说陈独秀要来住，那没有问题很快就答应了。那么（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非常集中的地方，思想也相对来讲，比北京也开放一点，所以陈独秀到了上海以后如鱼得水，在这里开展了他的革命活动。也就是说红色起点的火种，就在上海点燃了。
　　有一天晚上，陈独秀正在书房里编《新青年》的稿子，听到了敲门声，他（把）门一开，进来一个外国人很年轻，气势非凡，就问他你贵姓啊，你找谁？这个外国人说我叫吴廷康，吴廷康是维经斯基的中国名字，他为了到中国方便，维经斯基到中国第一站不是上海是北京，到了北京，就到北京大学去找李大钊，维经斯基他是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带了几个助手来到了中国，他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革命情况，看看中国具备不具德建党的条件。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是比北京晚了两个月，它是维经斯基来了以后才组织起来。到了8月份，在这一系列活动的基础上，上海的一些骨干，就在《新青年》编辑部这个房子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第一个党的组织，就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陈独秀被推举为首任书记。组织成立后，陈独秀把《新青年》改造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同时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秘密宣传刊物，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建立，都与上海有直接的联系，上海的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就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希望北京加速成立党组织，那么北京最早的党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北京的党组织，李大钊先找谁呢？先找的是张申府，这个张申府是北大毕业的，后来他成绩很优异，就留在北大任教，但任教期间和李大钊交流，交流得很多。李大钊就看出来，这个青年人苗头挺好，就第一个发展他入党。那么，北京的党组织已经有两个党员了，接下来，又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这一批人发展入了党。这个时间呢，北京党组织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10月，到11月的时候，北京党组织改组为北京党支部，支部书记就是李大钊，这就是这两个最早成立的组织，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建党，都有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崛起的不易，在曲折中前行的艰辛。正是因为有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坚持，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事实上在酝酿筹备党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互通情况，交换意见，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两人约定，各自同时在南方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后人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和组织作用。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推动下，各地的党组织，一个个筹建起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增加。
　　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现在已有六个小组，五十三名成员，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法、旅日的华人中，也进行了建党的活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它是内在的一种需要，也就是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在这个具有内因，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之下，共产国际的帮助，促进了共产党的创建。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当各地党组织成立起来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建，就水到渠成了。
　　为了加速建立集中统一的，全国性政党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陈独秀着手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明确提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改造才有希望。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专程抵达上海，与当时上海党组织建立了直接联系，并且提出了建议尽早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至此，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进入了倒计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它不是偶然的。我们要认识一大的，在历史上的作用。必须把它摆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加以考察。
　　时间进入到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占了首都北京，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第一要务，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成立了共和国。但孙中山只做了三个月的总统，就被迫让位给袁世凯，国人陷入彷徨苦闷之中。正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为了中国进步人士奋斗的方向。李大钊曾经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团体的训练和革新的事业》。在这篇文章里，他大加赞扬俄罗斯共产党，那么陈独秀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在这篇文章里，他是确提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改造才有希望。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了上海，马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他是荷兰人，他的原名叫斯内夫利特。一大召开当年，他已经38岁了，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著名人物，曾经担任共产国际的执委会委员，在东方的革命上他有很多建树，他的到来提高了级别。他到了上海以后，和共产国际的另一个代表尼克尔斯基很快建立了联系。那么，讲到尼克尔斯基，这又是一个神秘的人物。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身份没办法确定，经过最近一些年的研究以后，他大体上确定下来了。他有三重身份，一个他是远东书记处的代表，第二个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就是世界工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他同时又是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人员。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秘密的身份，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他的照片，所以就在咱们的一大纪念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其他的照片都有，就是尼克尔斯基这个照片空着，只闻其名，未见其影，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把这个人的身份搞清楚了，而且照片也找到了。
　　现在我们这个一大纪念馆，这十五个出席者的照片完全都整齐地陈列起来，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了上海以后，很快和李汉俊、李达取得了联系。李达和李汉俊也向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介绍了中国地方党组织建设的情况。这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听了以后感觉到中国建党的形势很好，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就把共产国际的这个意见，分别向北京的李大钊，向在广州的陈独秀做了汇报。陈独秀和李大钊完全支持共产国际的意见，于是李达就分别通知各个地区，每个地区派两个代表，而且从共产国际支持的经费当中给每一个代表还寄了100块钱的路费。各地党组织接到这个信以后非常兴奋，感觉到我们建党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纷纷响应，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原定这个时间是6月20日，准备代表到齐来开会，后来因为联络方面的问题，也由于路途上的不顺利，这些代表一直到7月的中旬才陆陆续续地到齐。
　　1921年7月中下旬，当时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的博文女校来了一批年轻人，这些人都是教师和学生的模样，对外叫北大师生的暑期考察团到这里来，那么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就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这里就带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住在博文女校。第一个原因，博文女校比较隐蔽，当时已经放暑假了，学生都走了，这地方就比较安全；第二个原因，博文女校离一大的会址，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第三个原因，李达、李汉俊、王会悟和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很熟悉，所以把这个情况给黄绍兰一介绍，黄绍兰一口答应，所以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各地代表到齐以后，先在这个博文女校开了一次预备会，那么这些代表有的是熟人，有的是第一次见面，大家非常兴奋，一个伟大的时刻要到来了，博文女校也是成为了一个现在很值得我们纪念和参观的这么一个场所。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汇集到上海之后，先在博文女校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这次预备会实际上是一次代表们的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就在这样充满了兴奋和希望的气氛中，1921年7月23日的晚上，中共一大的第一次会议召开了，地点就是当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是李书城和他的弟弟李汉俊的住所。地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地方当一大会址呢？第一个理由，这是一个法租界，中国的当局很少能管到这个地方，比较隐蔽，比较安全。第二个理由，当时这个房子是两楼两底，在上海的党员当中，这个住房的条件还比较宽敞。第三个理由，当时李书城不在上海，比较方便，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一共是十五位。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还有济南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还有一位是陈独秀委托的一个代表叫做包惠僧，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原来就在上海做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李达、李汉俊要准备一大会议的召开，很多事情忙不过来，就委托包惠僧到广州去请陈独秀回上海来主持这个一大会议。后来陈独秀说：“我现在去不了啊，那就这样子吧，你当我的代表，你去参加这个一大的会议。”那么这是国内的有十三人，还有两位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这就（是）第一次会议（的）十五人全部到齐。这是第一天的会议。
　　第二天的会议是7月24日，这天会议是用来介绍各地党组织互相交流的情况。当时各地党组织成立的时间不算长，大家在各地进行工作，还都是有一些体会，那么这次面对面坐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大家感觉到也很有启发。7月25日、26日这两天没有开会，根据马林的建议来起草会议要讨论的纲领和决议。当时由于一大召开比较仓促，没有准备好供会议讨论的纲领和决议，就停止这两天，组织了一个三人的起草委员会来起草这两个文件。接下来，7月27日、28日、29日，这三天召开了三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前两天刚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那么，在讨论当中大家在大的方面都是比较一致的，像我们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这些方面大体上都比较一致，但是也有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一些分歧。关于决议的问题，当时因为党员很少，力量很有限，所以就决定主要是抓两项事，第一项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发动；第二件事组织工会、团体发动工人运动。
　　7月29日那次会议上，马林曾经提出建议，我们在这里开会已经开了好几天了，目标比较大，建议30日的会我们换一个地方来召开。那么，这时候大家有点犯难，说就剩这么一天的会议了，再加上附近也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可以开会，大家说就不换了吧，就30日还继续在这里开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按照原来的计划，代表们仍聚集在李公馆举行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准备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宣告中共一大闭幕。但不出马林所料，就是在1921年7月30日晚上的会议中，会场突然遭遇了法国巡捕房密探和警官的搜查，代表们急速撤离，最后一晚的会议被迫中断。那么，当天晚上大家就商量怎么办，大家共同一个认识，一大不能在上海再召开了，你看人家已经盯上我们了，不能再在上海开了，那么怎么办？还有最后一天的议程还没有通过，有的人提出来是不是到杭州去开会，但多数人不同意，杭州那个目标也非常大，到杭州开（会）也很难保证安全。这时候坐在李达旁边的他的爱人叫王会悟，是共青团员，她就提出来说嘉兴有一个南湖，那地方环境非常幽静也易于保密，另外嘉兴交通也比较方便，每天都有几趟火车，那么她的这个建议很快被大家接受了。
　　一大会议转移到南湖召开，当时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就分两批往南边行，而且在不同的车厢，互相都不交谈装作不认识。那么，第一批代表到了以后，王会悟就领着他们在旅馆稍事休息，然后等待了第二批代表的到来。在休息期间，他们又陪同董必武、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这些人乘船来到了湖中心。这个湖中心是一个湖心岛，那个岛上还有一个烟雨楼，它是一个名胜的地方。十点钟左右，第二批代表到了嘉兴，这两批代表一会合，就登上了事先已经租好的画舫，就是游船。到了船上以后，游船就缓缓而行。为了隐蔽这个会议，王会悟还穿了一件很亮丽的衣服坐在船头，装扮成一个歌女，那么这样子这个船，就不为人所注目了，那么一大的最后一次会就在这个红船上开始了。
　　大家一致通过了纲领，通过了这个决议。这个会议的纲领和决议，现在中文的原本并没有找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纲领决议是从俄文和英文翻（译）过来的。俄文的这个译本，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共产党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交给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英文本的来源是哪里呢？陈公博1923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去上学，他论文的题目就叫做《共产主义在中国》。在这个论文后面，他用英文附了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它主要是介绍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一些组织原则。那么第一句话引起人们的注意，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当时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世界上都盛行社会党？搞社会主义嘛，就叫做社会党，所以开始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还（是）叫社会共产党，不太明确。后来，陈独秀就写信给李大钊，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明确表示我们这个党叫共产党，他的依据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著名的著作叫《共产党宣言》。既然叫《共产党宣言》，说我们党应该取名为共产党，当时党员才50多人，力量非常有限，又处在秘密状态，所以当时党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来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再一个方面，就（是）从事工人运动，接下来就要选举中央机构。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南湖远处一个汽艇开过来了，因为在上海经历过这么一个虚惊以后，大家赶快停止会议把文件藏起来，把麻将牌拿出来在那里搓麻将，后来一了解是一个富裕人家他为儿子做生日（满月）到南湖来游玩的，所以这样子又是一场虚惊。接下来就选举中央机构，因为当时考虑到党员人数比较少，所以决定不成立中央委员会，而成立一个比较简略的中央局，那么选举中央局由三个人组成，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机关就这样子诞生了。完成了这项议题以后，天色已经慢慢晚下来了，在画舫里的人就轻声地高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等口号，在这（些）口号当中，落下了南湖会议的帷幕。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使命和人民解放的重托正式诞生了，而嘉兴南湖和南湖上的红船，也成为了党的诞生地之一。红船上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也就是“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胜利闭幕，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个当时的小型秘密聚会，却在日后成为了改变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前途的标志性事件，成为改写中华民族历史的里程碑。依据党史工作者们的考证，中共一大确实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
　　为什么我们却在7月1日纪念党的生日呢？我们党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党的生日是194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当时在延安里就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董必武。他们两位回忆，当时天很热，是放暑假，开会还扇扇子，但是是哪一天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会是7月份召开是肯定的，所以毛泽东就提出来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辰的纪念日。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史工作者经过多方面的研究，考证清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7月23日召开，因为这个纪念党的生日，7月1日（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了，这就不改了。毛泽东同志后来讲，一大的召开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用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来形容一大，这是非常恰如其分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从一大开始走出来的，就是在一大诞生的，然后走上了这么一个光辉的道路。在结束这一讲的时候，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启示），认清规律彰显历史必然性，救国救民建党初衷永传承。为什么用这两句话呢？我想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反映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它是一个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必然产物，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开始，它就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目标。按照现在的语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我们在回顾党的成立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我们党的这个宗旨，而且要一代一代把我们党的最初的宗旨把它传承下去。